独立出版人：寻找“未来的写作者”
傅兴文
涂涂
春日正是读书时。在纸质书被唱衰的喧嚣时代，独立出版却在静待知心人的邂逅。与崛起于千禧年前后、如今已形成成熟商业模式、并谋求资本运作的大型民营图书公司相比，独立出版还“很穷，但很有意思”。他们“用爱发电”、孤勇前行，努力追求做成功的出版同时，更要把出版这件事做成功。
作为一家独立出版公司，乐府文化自2016年成立以来，相继出版了《中国故事》《诗人十四个》《秋园》等广受好评的书籍。从一年只出一本书，逐渐发展到了一年能出80多本。
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，乐府创始人涂涂说，“独立出版人更乐意带来更多的思想、文化资源，并替这一小块新的发现找到生存空间”。而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，挫折难以避免。最难熬的时候，涂涂本人拿不到一分钱工资，公司濒临崩溃，但他对书的“贪婪”从未停止。
要找到“未来的写作者”
乐府文化出版的每一本书，扉页上都写着这样一句话，“心里满了，便从口中溢出”。
这是埃塞俄比亚一句古老的谚语，涂涂表示，乐府想表达的，是“一种充盈的感觉”，作家心里是充盈的，才能写出一本书，才能传递给世界。
独立出版至今，乐府推出了《秋园》《与病对话》《诗人十四个》《在雪山和雪山之间》《每个晚上我都在办画展》等多位新人作家的处女作。涂涂坦言，乐府并非想要做成“处女作”品牌，而是要找到“未来的写作者”。
“乐府文化出版的书不应该被分类，每一本书都有独立的生命。我们的主体核心是寻找优秀的写作。如果不谈文学、不谈理想，只谈市场，也要找到这些新的、优秀的写作者，他们会进入未来的阅读版图，他们是面向未来的”，涂涂说。
挖掘新人作家，并将出版想法落地成型，并非一件易事。涂涂讲到他“忽悠”新人作家阿龙写书的故事。
“两年前，很多朋友都跟我提起过阿龙。我去找到他，他真的画得很好，我说我们可以做本书。他说，我画的这么差”，没有答应。几个月后，涂涂来到阿龙家，又一次被赶走，“他说，我画的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做书呢？”涂涂没有放弃，又过了半年，涂涂第三次在街上遇到阿龙，“我又提到做书，他告诉我他在公众号上发表了一封给爸爸的信”，涂涂认识到，这封信已经是一本书的雏形，“它既是一种在大理的生活，也是对人间的记录和观察”，阿龙终于被说通。
最后，书名敲定为《每个晚上我都在办画展》，乐府寻找了新锐设计师苗倩合作，整体做成了系带速写本，摊开裱壳，恰好组成一个完整的画框，每一页都被装裱。书籍出版后，被评为“2021年度中国最美的书”，豆瓣评分8.0。
为了出版心目中的那些好书，涂涂“跑了很多地方”，与作者们建立起了珍贵的友谊。《但是还有书籍2》记录了涂涂探访的脚步：去大理，请在梅里雪山白马山脚下和藏民一起生活了近20年的乔阳写书；去伙山农民画社，拜访画画的老奶奶们；去长沙，请绘本艺术家菜皋拿出沉淀多年的经折装绘本；去山东，找到民间文学搜集家董均伦和江源夫妇的后人，重新出版齐鲁大地上的民间故事和传说，去江苏扬州、山东济南、广东东莞……寻找故事、倾听故事。
在很多编辑工作可以线上完成的当下，涂涂认为，编辑见到作者，古老，但很重要，“以前做书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能见到人才能建立基本的信任和关系，如果我与作者相对深刻的关系不能建立，我就不知道怎样把这个关系传递给读者”。
1万块钱的谎言
乐府文化曾经历过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。
2018年，顶着巨大的经营压力，涂涂与全科医生胡冰霜签下了《与病对话：全科医生手记》，一部融合科普性与趣味性、兼具心理学与哲学意味的医学散文。当时书稿还在编辑之中，涂涂到胡冰霜家里拜访，与她汇报进度。
“如果想从你这买一些样书应该怎么买呢？”商谈之中，胡冰霜突然向涂涂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，涂涂有点懵，不明白为什么胡老师自己是作家，还要买样书。
“我有一个学生听说我要出书了，想拿1万块钱先买500本书”，胡冰霜解释道。
涂涂知道，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，“当时我们非常困难，但我从来没跟胡老师说过。她是心理学家，她太聪明了，意识到了我的困难，立刻临时编了个谎言。我当时也听出来了，她就是想给我1万块钱，让我喘口气”。
谎言没有被戳破，涂涂接受了这1万块钱，虽然这笔钱还不够补贴员工的工资，但作者与出版人惺惺相惜的情谊，“会让你觉得是一种力量和慰藉”，熬下去，赶快把书做出来。
那是涂涂创办乐府文化的第二年。2016年，涂涂辞去了《新京报·书评周刊》主编的职位，与8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凑了100万出来，开启了独立出版的实验。创业的想法很简单，想做喜欢的书，就去做。
100万很快就花没了，不但没有挣到钱，还赔得厉害。
第一年，乐府只出了一本书，《寂然的狂喜》，一本叶芝诗集的版画。第二年，乐府也只出了一本书，《中国故事》，一本民间文学。两本书的销量并不算差，《寂然的狂喜》卖出了将近28000本，但一年一本的速度远远不够拿回成本，乐府文化迎来了巨大的资金困境。
只有两个编辑的团队，“没有办法发工资了”，作为一个没有竞争力的新公司，在待遇方面不能克扣过多，还是要比同行“稍微高一点点”，于是涂涂选择了“控制自己”。他经历了一段没法拿工资的生活，实在周转不开，就从自己的银行卡里再借几十万，放到公司里面，“再扛几个月”。终于慢慢熬到2018年，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加入，“这口气才转过来”。
任性和“贪婪”
涂涂是任性的，他常用“贪婪”描述自己，的确如此，公司最困难的时候，涂涂从未停止大量签书的脚步。
每签下一本书，版权预付的价格由10万到100万不等。涂涂透露，只出了两本书的前两年，他实际一共签下了40多本书，“我特别喜欢我签下的书”。签得多，就都要齐头并进，出书的速度自然非常慢。手头大部分在做的书，认知度都不高，对市场来说都是冒险的，“那个时候我相信它们都是潜在的主流，我需要把故事讲好”。
签下《与病对话》之前，涂涂曾咨询过朋友和编辑们的意见，“他们都说这书不怎么样，我说不对，这书写得可好了。他们让我讲理由，我也讲不出来。但我就想试试，已经做了一个决定，这个东西就是挡不住的”。
合作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也不看好《与病对话》，新人写的，又是医学，所有的点都是减分项。涂涂不愿放弃，“我们印5000本好不好？”结果5000本卖得非常快，到2019年底，书印到了快2万本，涂涂兑现了与胡冰霜“1万块钱谎言”的承诺，给她寄了500本书。
同样成功的还有《秋园》，作者杨本芬在晚年拿起笔回首往事，记录下了自己的母亲秋园悲惨而坚韧的一生，书写了他们一家人如水中浮木般挣扎求生的故事。豆瓣网友评价，“这书比你想象的小，比你估计的沉”。
《秋园》是2009年就已经更新在天涯论坛的书稿，沉寂了10年后被涂涂发现。不去管这是否是一位80岁老奶奶的处女作，不去管此前该书稿一直被其他出版社拒绝，也不管出版社在2020年又一次花光了积蓄，“只读了一章，我就决定必须出版《秋园》”“《秋园》不是历史，而是文学”。这一次，《秋园》大获成功，乐府又一次度过了亏空危机。2022年，杨本芬的《我本芬芳》《浮木》相继出版。
“这完全是出于直觉的判断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”，涂涂相信直觉是一种天赋，是核心竞争力，如果不具备其他条件，那就“信赖它”。
也并非每次任性都有结果，但涂涂偏偏有一股“不到黄河心不死”的劲儿。
2018年，乐府文化出版了《六：一个日本人在大理的耕食与爱情》，团队花了很多心力宣传，结果作者的故事被很多人知道了，书没卖多少。涂涂很不服气，他决定今年把书名改为《种子落在土》再做一次，“我觉得这个书就是好，我还能再试试”。
等待或许等不到
涂涂认为，一本好书需要等待，等待书号、等待市场、等待运气，或许等得到，或许等不到。
2017年，乐府出版的第二本书《中国故事》，刚刚发行的时候卖到了3万册。去年出了新版，3册算一套，最后卖了20多万册，“它的体量相差非常大，中间经过了4年的积累和发酵，但你需要有4年的时间等到它才行”。
“独立出版的风险就在于，你等不到那一天，就垮了”，涂涂感慨，接受不确定性是独立出版的必然。
而另一个困扰独立出版行业多年的难题，是理想主义与现实生存的平衡。涂涂在6年后终于摸清了答案，浪漫可以，但必须考虑赚钱。
乐府创办最初，编辑团队的管理松散而粗放，涂涂不会对编辑做要求，他认为，“编辑是自由的，才能做出自由的书”，但这个想法有点过于“浪漫主义”，效率很低，甚至很多进度常因为涂涂一人下不了决定而卡住几个月。2020年后，乐府团队扩大到了20个人，浪漫不堪重负。涂涂试图重新寻找自由与效率的平衡，“加了一个管理层级”，做书的任务有了更加精细化的节点推动，“什么时间该进行到什么环节，都规划得很清楚，我也会被推动”。因为效率提升，2022年计划的70多本书，“现在看来问题不会特别大”。
事实上，乐府文化直到去年才实现盈亏平衡。涂涂指出，创业6年来陆续投入的四五百万，“到现在为止也没挣出来”，只不过按照现在的走势，可以慢慢赚钱了，“书卖掉了，被读了，被讨论了，你做这件事的意义才实现了”。
对话
想做独立出版
必然要学会接受不确定和失败
独立出版人、作家傅兴文2010年创办了“文钻”图书，相继出版了韩浩月《时间的陀螺》、张抗抗《回忆找到我》等100多本书籍，今年自己出版了《山顶上的金字塔》一书。既是出书人，又是写书人，让他对独立出版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就独立出版的相关话题，本报对话傅兴文和涂涂。
北青报：什么是独立出版？独立出版和国有/民营出版社有什么区别？
涂涂：独立出版的流程从编辑发现选题，到与作者签约，三审三校，设计发稿，和大型出版社一样，只是我们做完了，出版社再审校一次，最后传播营销。
和大出版社相比，独立出版人更乐意带来更多的文化资源，并替这一小块新的发现找到生存空间。热情与风险并存。
傅兴文：独立出版，我们也叫作家经纪人，相当于作家和出版社之间的桥梁，流程和常规出版无异。大型出版社每年要出很多书，没办法对每一本都用心去推。与独立出版人合作，作家可以集中精力专心创作，独立出版人会尽最大努力把一本书运作好，可以做得很精。同一本书，可以尝试推给多家出版社，给一些书、一些不知名作者更多出版的机会。
北青报：如何能够开始独立出版？
涂涂：理论上你有想做的就可以去做了，第一你认为这个书是好的，第二它卖的能养活你，这个判断力需要积累，这是最根本的。其次要有资金、合作的出版社、一定的发行能力，也要做好坚强的心理准备，一开始你是要亏钱的。
傅兴文：一开始你应该在出版社或出版公司做过，有编辑或选题策划经验，对出版投资的各个流程有一定的了解。
北青报：都说独立出版的前提是不唯钱，但这也特别不现实，如何平衡理想主义与现实生存、盈利也是独立出版一直面临的问题，如今您找到答案了吗？
涂涂：如果你把独立出版理解成是一个游戏，它就不需要挣钱，但如果你把它做成一个事业，就必须要挣钱。挣钱不仅仅是为了挣钱，也是为了做书，为了把书里的价值观传递出去。把书做好，把故事讲好，还要挣到钱，这两者是并行的，挣到钱是一个证明。
傅兴文：想要平衡理想与现实，一方面要靠自己走上一条稳定的道路。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之后，因为出了一些长销书，每年有稳定的销量，就有了稳定的收益。在这基础上，每年再推出一些新书，这样就走上了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。另一方面，也需要读者爱读书、支持图书。
北青报：怎么看待目前的独立出版行业？独立出版这个群体的状况如何？
涂涂：都在努力地活着，像一頁、铸刻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像行思变新行思，遇到了挫折，但依然对书的痴心不改。可能大家的方式不一样，但我们呈现了多样化的活力。
傅兴文：想做独立出版必然要学会接受不确定和失败。10年前，我接受过一次针对独立出版工作室的访谈，当时有几十家小工作室，后来发现很多慢慢就不存在了，他们转行或是被淘汰了。
一些小的独立出版人确实比较困难，市场没那么景气，我非常理解那些独立出版人，他们知道这个书可能卖不了多少，可能会赔钱，但他们觉得有出版价值，还是会做，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。
北青报：独立出版的意义是什么？给您带来了什么影响？
涂涂：乐府文化是我和同事们建立起来的一个小小的共同体，我们确实创造了价值。这几年，更幸福了。
傅兴文：独立出版的意义在于更敢做，更想尝试新的东西，做多元的选题。于我而言，我更有自由读书写作，追求自己的文学梦，也更幸福了。
问：未来有什么出书计划？
涂涂：2022年我们计划出70多本书。我刚刚签了一本书，读书稿的时候我和编辑哭了很多次，名字叫《夜奔》，有70多万字，是我们目前为止最厚的一本书。我觉得它是一部家族、民族的史诗，书里有非常强的力量，也是一部处女作，应该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出版。
傅兴文：我还在等待好的书稿，有一些作者投稿，但很多作品要真正写好还是有难度的，只能遗憾地放弃。
北青报：还有哪些您喜欢的独立出版人或机构推荐？
涂涂：我最喜欢的是文瑾，但它不算一个独立出版公司，是半独立性。小的独立出版我欣赏纸上造物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成功，但他的书很好。
傅兴文：乐府文化，还有读库的老六张立宪，我把他视为榜样。
文/本报记者张恩杰实习生李彤
统筹/刘江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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