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十高龄导演李行：两岸电影的“终身义工”

想了解台湾电影，就无法绕开李行导演这个名字。

第十一届两岸电影展不久前举行，90岁高龄的台湾导演李行再一次来到北京，众人小心呵护在他周围，但李行拒绝了伸过来想搀扶他的手，坚持独自拄拐缓步上台。他说：“两岸电影展的第二个十年，我还要继续参加，只要活着一天，我就要继续为两岸电影事业奋斗。”

李行导演上世纪50年代涉足影坛，至80年代共导演作品50余部，包括《王哥柳哥游台湾》《养鸭人家》《汪洋中的一条船》《早安台北》《心有千千结》《彩云飞》《海鸥飞处》《吾土吾民》《原乡人》《小城故事》等，是台湾“健康写实主义”电影的开创者和台湾电影半个世纪的见证人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李行的“健康写实”电影和琼瑶改编电影开启了此后20余年台湾电影的黄金时代，他与李翰祥、胡金铨、白景瑞并称台湾的“四大名导”；他导演的《汪洋中的一条船》《小城故事》和《早安台北》，连续三届问鼎金马奖最佳剧情片，创造了至今无人能破的纪录。当年红透亚洲的明星“二秦二林”，除林青霞外，都与李行多次合作，受其点拨。邓光荣和甄珍这一对经典“银幕情侣”，也是因李行电影而走红的。台湾著名电影学者焦雄屏说：“台湾每一个很重要的电影风潮起来时，李导演都是领航者。”

第一次当导演，一份导演费三个人分

李行的祖籍是江苏武进，1930年出生，18岁与家人到了台湾。李行自幼喜爱戏剧表演，在学校里就参加剧团活动，自己演戏、导演，活跃于舞台。他大哥李子弋形容他为“成长于剧场，成就于电影”。

李行曾说自己是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经典电影成长的，费穆导演的《小城之春》对其影响深远。最初，李行以演员身份进入演艺圈，不过他觉得演员并不适合自己，二十几岁的他被导演要求演长辈，而比他年龄大二十几岁、在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演员则演他的晚辈，拍戏时，李行被粘上胡子画上皱纹，他说那时的化妆技术非常落后，再好的演技都可能会被糟蹋。所以，他就对做演员没了兴趣，慢慢退到幕后，从副导演做起。

李行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是1959年的《王哥柳哥游台湾》。当时老板一听说李行没有做过导演，就不同意让一个没有经验的导演来拍，李行于是找了两位朋友一起联合导演，一份导演费三个人分，老板勉强同意了。就这样，李行和朋友一边学一边拍出了自己的处女作。《王哥柳哥游台湾》是部黑白台语有声片，讲述当擦鞋匠的王哥意外中了奖券，和朋友柳哥两个人，共用了44天的时间游遍了全台湾的名胜古迹。影片就像风光片，呈现了上世纪50年代诸如台北市介寿路、台中市郊区与新店鸟来等影像，颇具历史影像价值。电影虽然充满了戏谑的情节，但也温馨与欢乐。这部喜剧上映后票房大卖，成为台湾喜剧电影史上的代表作之一。至今，台湾人仍将体重过重的人称为王哥，将体型瘦小的人称为柳哥。

就这样，李行从拍喜剧开始，顺利“转正”，做起了导演。一方面要照顾市场喜好，拍些有观众、有票房的电影；一方面又要拍李行自己内心想拍的电影——毕竟，电影有票房，才会有投资人愿意投钱让导演拍自己理想中的作品。

所以，李行最初都是以市场为主，执导了《两相好》《金凤银鹅》《白贼七》等不少轻松有趣的喜剧片，虽然大受欢迎，但是，作为从小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李行来说，只拍喜剧片显然非他本意。

1963年，李行执导了他的首部长篇国语剧情电影《街头巷尾》。影片讲述大杂院中来自外省与本省的居民互相扶持，拾荒者石三泰对孤女小珠疼爱有加，虽然生活贫困，但两人感情深厚，情同亲生父女，过着甜蜜满足的生活。这部影片是李行导演首次执导的国语电影，也是后来“健康写实”电影风潮的先驱。片中每一个小人物都充满了写实的刻画，而当时淳朴热心的市井小民，就如影片中一般在街头巷尾过着互助勤勉的简单生活。

这一年，他还与李嘉联合执导了《蚵女》。这是台湾第一部自制彩色宽银幕影片，获得第11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。1965年，李行导演的《养鸭人家》上映，这是台湾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彩色影片，讲述了养鸭能手林再田抚育养女小月的故事，获得第三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，李行凭借该片获得第三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。《蚵女》和《养鸭人家》为台湾电影开拓了“健康写实”的新时代。其后，李行又导演了《路》《秋决》等多部乡土题材影片，先后创造台湾电影的票房最佳纪录，由此成了“乡土电影大师”。

造星高手，成就了琼瑶电影的辉煌

作为台湾的大导演，李行显然是造星高手，甄珍、林凤娇、秦汉、秦祥林、邓光荣、钟镇涛等，都出演过李行的电影。可以说没有李行拍琼瑶，就没有琼瑶电影的辉煌，将琼瑶小说搬上银幕，成就了琼瑶电影辉煌的正是李行。

李行是第一个将琼瑶小说搬上大银幕的导演。1965年，台湾的中影买下了琼瑶的短篇合集《六个梦》，李行将两个短篇中的《追寻》改编成《婉君表妹》，另一个《哑妻》改编为《哑女情深》。李行坦承那时拍琼瑶电影是因为考虑市场因素，自己不能总是拍农村、渔村的故事，也要拍观众喜欢接受的。他就拍了这两个故事，还试图把影片改得健康写实一些，例如，《婉君表妹》讲三个表兄弟追求一个表妹的故事，李行觉得这有些荒唐，他就让老二去黄埔军校、参加革命了。

《婉君表妹》《哑女情深》大卖，很多公司和电影人都去向琼瑶买小说版权，这是第一波的琼瑶电影热潮，这股热潮也带起了台湾电影。但是拍琼瑶电影的人多了，质量参差不齐，琼瑶电影就从票房“灵药”变成了票房“毒药”。

这段时间，李行去拍了自己想拍的电影《秋决》，票房不错，他就跟合作多年的编剧搭档张永祥说：“《秋决》我们都拍成了，以后什么都可以拍。”没想到70年代，李行与张永祥合作的《风从哪里来》却遭遇了票房失利。

为了弥补损失，两人发现，琼瑶小说依旧在社会上很受欢迎，于是又开始和琼瑶合作，从1973年的《彩云飞》至1977年的《风铃风铃》，李行与张永祥搭档共改编了6部琼瑶作品，包括《彩云飞》《心有千千结》《海鸥飞处》《碧云天》等，掀起了琼瑶电影的第二波热潮。

琼瑶电影成就了很多演员，其中大部分都出自李行导演的作品中。这次李行来北京参加第十一届两岸电影展，甄珍和杨贵媚两位著名的台湾女演员也一起随行。甄珍主演过《彩云飞》《心有千千结》《海鸥飞处》等，曾被称为台湾第一玉女。

甄珍与李行已相识50多年，甄珍说非常敬重对方，视他为自己生命中的贵人，感激李行导演在她进入台湾中影后一路提携她：“他曾见义勇为帮助李翰祥导演，在片场对演员虽严格但很有爱心，照顾同仁无微不至。他让我进入琼瑶的世界，我把他当父亲一样敬爱，今年他90岁了，我祝他永远快乐健康，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”甄珍还笑说虽然李行导演已经90岁了，但是脑袋比她清楚100倍，“他记得每个人，我都不一定搞得清楚。”

出演过《又见春天》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《饮食男女》《爱情万岁》等电影的杨贵媚回忆说，与李行导演合作《又见春天》时，自己22岁，年纪小、资历浅、不会演谈情说爱的戏，“NG”很多，连累了秦汉，很害怕被导演骂。她说在当时的台湾影视圈，每个演员都想与李行导演合作，他是出了名的脾气大、要求高，不过，他骂过的演员都红了。杨贵媚笑称，自己没有被李行导演骂，所以没有红。

对于被甄珍和杨贵媚说在片场凶，九旬高龄的李行导演在旁边笑说：“我是老虎不吃人，恶名却传出去了。”

作品也要“落叶归根”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李行导演息影，开始致力于促进两岸电影文化的交流。1989年台湾电影导演协会成立，李行被推选为首届理事长，1990年被推选为台北金马国际影展执行委员会主席。

1990年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一次邀请台湾代表团来大陆，这也是李行导演到了台湾后第一次回到大陆。10月12日下午，以李行为团长的台湾电影代表团一行8人终于跨过海峡，抵达北京。在盛大的欢迎酒会上，李行讲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回家的感觉真好。”

此后，李行就开始频繁来往于两岸，为促进两岸电影交流殚精竭虑。他说：“我从1990年来了以后，一直到现在我没有断绝两岸的交流，有生之年，我要贡献我的精力，为两岸电影一直奋斗，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。我听很多朋友讲华语电影，我说什么叫华语电影，就是中国电影。”台湾电影界首次正式参加大陆影展、大陆电影界第一次组团访台以及每一届的“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”等，都是在李行的大力促成下实现的。

李行导演曾经将自己所有作品捐给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。回忆起这段往事，李行导演说：“当时很多人反对我将作品送到大陆，但是我一直坚持，因为我要‘落叶归根’。”

2015年，李行导演带着自己的11部影片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了“台湾电影大师李行作品回顾展”。2018年秋天，李行导演的《哀》和他与白景瑞、李翰祥、胡金铨四位名导联合执导的集锦片《喜怒哀乐》，也通过“台湾电影回顾展”跟观众见面。

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说：“今年既是两岸电影展的一个新起点，也是李行导演诞辰90周年。两岸电影展主办方特别策划了李行电影展，既作为对李行导演创作生涯的回顾和纪念，也是献给影迷的一份‘精神食粮’。”

电影是一场马拉松

2012年，李行曾传出罹患癌症。而今，经过了12次化疗、耳戴助听器的李行却精神矍铄。他说自己还可以为两岸电影多活几年、多做几年事。

李行认为电影的前途在年轻人身上，他希望两岸年轻影人可以互相学习，“近年大陆电影票房节节上攀，青年导演在艺术与商业方面表现上佳。期许台湾年轻影人能敞开胸怀、发挥创意与智慧，在耕耘自己的同时，放眼大中华市场，让两岸电影之路越走越宽、越行越远。”

但是，李行也建议年轻影人在遵循市场观念的同时，也要注意实现自身创作诉求，“我们不能忘本，不能忘掉上世纪30年代的前辈们给我们打好的基础。电影是要赚钱，但是创作者不应该太顾及电影的商业价值，还是要体现现实人文主义精神，反映现实生活。”

李行表示，电影是一场马拉松，而不是百米赛跑，所以作为电影人，需要从头到尾一直坚持下去，哪怕中途经历坎坷，或是享受辉煌，也要把这条路走完。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激励后人，自己则将以“落叶归根”的情怀，当好电影的“终身义工”。

文/本报记者 张嘉 供图/秀妍